庐城“四牌楼”寻踪

庐城“四牌楼”寻踪

在庐城镇老城区有一“牌楼社区”，在城区中心有一条“牌楼路”。其社区、道路，均以历史上庐城中心十字街曾有一“四牌楼”而命名。

关于庐城“四牌楼”，新中国首轮《庐江县志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.1993年版）有两种不同的记述：

该志书“大事记” （P.3）：“万历初（1580年左右），庐城四牌坊（即四牌楼）兴建（位于城中十字街，为县人太常寺少卿朱来远和其父貤封浙江秀水县知县朱琨并立）。”

而在同一本志书第一章第三节“县城”文化古迹中的“四牌楼” （P.78）却又记述为：“四牌楼，坐落于庐城中心十字街。明天启六年（1626），邑人为太常寺少卿朱来远同貤封秀水知县朱锟共建。”

这两种不同的记述让广大读者颇为迷惑，继而产生疑问：

其一，相关资料显示，“牌坊”和“牌楼”是有区别的：牌楼上面有屋顶，而牌坊上面没有屋顶，反过来讲，有屋顶的叫牌楼，没有屋顶的叫做牌坊。 “庐城四牌坊（即四牌楼）”，到底是“牌坊”还是“牌楼”？

其二，“庐城四牌坊（即四牌楼）”，到底是建于“万历初（1580年左右）”，还是“明天启六年（1626）”？

针对上述两个问题，笔者认真查阅相关史志典籍，并走访几位世居庐城的耄耋老人。现将所得资料进行归纳、梳理，陈述一己之见，以供方家并地情研究同仁参考。

一

牌坊，汉族特色建筑文化之一。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、科第、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。关于牌坊的历史渊源，史志典籍记述有二：一说始于春秋，当时称作“衡门”。《诗·陈风·衡门》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”衡门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，旧称“衡门”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牌坊的老祖宗。而另一说牌坊是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，开始用于祭天、祀孔。棂星原作灵星，灵星即天田星，为祈求丰年，汉高祖规定祭天先祭灵星。宋代则用祭天的礼仪来尊重孔子，后来又改灵星为棂星。牌坊滥觞于汉阙，成熟于唐、宋，并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，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，标榜荣耀。

明清时期，牌坊的建筑艺术日趋完善，建筑数量达到登峰造极，且变化多样，雕刻精美。在坊门的立柱上面加盖了楼顶，从而使无顶的坊门演变成了有瑰丽楼顶的屋宇式牌楼。由于它们都是古代用于表彰、纪念、装饰、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，而且又多建于宫苑、寺观、陵墓、祠堂、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，再加上长期以来民间老百姓对“坊”、“楼” 概念不清，所以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。但史实上，“牌坊”与“牌楼”是有显著区别的：牌坊没有“楼”的构造，即没有斗拱和屋顶，而牌楼有屋顶，它有更大的烘托气氛。

那么，古庐城十字街所建的到底是“牌坊”还是“牌楼” 呢？

有关庐城“四牌坊”， 最早记载于清顺治十三年(1656)《庐江县志》（卷之二·舆地志下·坊市）：“四牌坊，为太常寺少卿朱来远并貤封秀水知县朱锟立。在十字街。”但是，在该志书卷之一所载的“庐江县城图”里，庐城十字街只有一“进士坊”画图，而无文字中所记述的“四牌坊”。

时隔42年，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纂修的《庐江县志》里，关于庐城“四牌坊” 的文字记述，全文复载顺治版志书。但在其首卷所载“庐江县城图”中，十字街中心路口东南西北方，刊刻有四个独立牌坊的画图，画图上方标注为“四牌楼”。

而在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编纂的《庐江县志》（卷之二·舆地·坊表）中：“四牌坊，在十字街。为太常寺少卿朱来远暨貤封秀水知县朱锟立。” 文字稍有变动，但其首卷所载“庐江县城垣图”中，所标注的“四牌楼”，其画图则为一个由四个跨路牌坊拱聚连成一个整体、上下三层且有顶的牌楼。

三本志书的“县城图”、“城垣图”刊载三种不同的画图，应该说这都是当年的实景图。基于此，笔者认为：从顺治十三年(1656)、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，至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时空跨越230年。期间，庐城十字街中心路口，初始建有“进士坊”；康熙年间，庐城十字街中心路口东南西北四方，建有四座独立的牌坊，谓“四牌坊”；到光绪年间，将这四个跨路牌坊拱联成四门、加建楼顶，成为牌楼。自此，庐城十字街“四牌坊”便改造成为“四牌楼”。

二

古庐城十字街中心路口，先有牌坊，后改建为牌楼。那么这牌坊到底始建于何年呢？新中国首轮《庐江县志》里两种不同的记述，孰是孰非？

这里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座牌坊所彰表的主人：朱来远(1547～1607)，字文甫，号修吾，庐江白石山（今白山镇朱村）人。自幼聪明过人，五岁便“闻诵诗，辄上口”。明隆庆四年（1570）庚午科举人，万历五年（1577）丁丑科进士。初任秀水县令，在任期间，“除杂差以苏民，禁私畈以惠商，劝农省刑，时称善治。”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主管陕西乡试，后升任太常寺少卿（太常寺，封建社会中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。太常寺少卿，为太常寺副长官，正四品），提督四译馆（翻译机构，旧称四夷馆）。后因病回归故里，“孝友敦睦，蔼然可亲，被接引者如饮醇醪焉。卒年60。刻有《治行首称录》。崇祀名宦乡贤。”

其父朱锟，号鸠山，“籍诸生，侃直有文名。”朱来远早年任浙江秀水县令，后政绩卓越官至四品，便奏请朝廷，貤封其父为秀水知县（旧时官员以自身所受的封爵名号，呈请朝廷移授给亲族尊长者，谓“貤封”）。

据上述史料可考：其一，如果庐城“四牌坊” 建于万历初（1580年左右），朱来远当年只有33岁左右，刚刚取得“功名”，始任七品芝麻官（秀水县令），应该是不具备呈请朝廷“貤封” 其父的资格。更谈不上兴建牌坊。

其二，朱来远病逝于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至明天启六年（1626），已整整20年。“牌坊”作用之一是为表彰、纪念某人或某事，“旌表功德，标榜荣耀”。而朱来远死后20年，邑人才为其父子建“四牌坊”，显然有悖常规旧制。

朱来远是明臣，主要生平在万历年间。庐江县历史上，明朝嘉靖、隆庆、崇祯年间共纂修过三部县志，但遗憾的是均已早失。而距明朝最近、清顺治十三年(1656)纂修的《庐江县志》里，关于庐城“四牌坊” 的文字记载，也仅有“四牌坊，为太常寺少卿朱来远并貤封秀水知县朱锟立。在十字街”之句。至于该牌坊兴建于何年，没有任何记述。

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。其特有的体例，对所记载的内容均按类别独立成篇，“横排竖写”。但所载建置、舆地、人物、艺文等各篇章，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对某一史料相互佐证。例如在顺治版县志里，其“坊表”中记述“四牌坊”，“人物”里记述“朱来远”，均没有涉及其“四牌坊”较为详细的内容。但是，在该志书“艺文卷”里，载有时任庐江知县孙宏喆撰写的《太常寺朱公旧德碑记》，就帮助我们找到了庐城“四牌坊”所建年限的佐证资料。其碑记云：“故太常寺少卿修吾朱公，卒于万历丁未（1607）。旧有坊表，建于县治四达之衢，以著爵秩姓名；有丰碑列于县治石桥之市，以纪褒封诰敕。历四十年，为崇祯末，碑版毁于兵燹，惟坊表存。……”

“坊表”， 即牌坊和华表。“崇祯末” 为明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。“历四十年”，以此上溯40年，为万历三十二年（1603）。时年，朱来远57岁，已官至四品。因病告老还乡，此时奏请朝廷，将